第一财经日报
在外需不振、内需乏力的当今中国，什么才是推动经济未来持续发展的力量？怎样解决伴随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断裂”现象（即少部分人享受着富裕繁荣，大多数人口不断落后且无力赶上）？这些问题，正煎熬着国人的心。秘鲁学者德·索托通过他的著作《资本的秘密》告诉我们，答案在于应以创造“资本”来引导发展。
德·索托所谓的资本，指的是一种经济潜能，它蕴含在资产实物中，能用于创造新的价值。要将实物资产中的经济潜能释放出来，关键要有一个受法律制度保护的正规所有权形式，如所有权凭证、证券、合同或其他类似记录。有了这样的形式，实物资产中所蕴含的经济潜能就能确定性地表达为某种信息，相关经济主体就可以安全地加以运用，以创造新的价值。
比如说在正规所有权制度保护下的房地产，就不仅仅是实物资产，而且是资本，它的价值可以非常方便地得以估计，相关信息被有效地组织、收录在所有权凭证中，并在公共记录系统中得以确认，产权人可以方便地将其全部或一部分出售，或以之为抵押来获取贷款。德·索托认为，这种能成功地将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正式所有权制度，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但只适用于少数人，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则遍及所有国民。
德·索托说，在发展中国家，占人口多数的贫民掌握着庞大的资产，但在现有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所有权制度下，这些资产大多没有得到所有权管理机构的承认，因此无法用来产生资本。例如，发展中国家城市穷人占有的房产，就不能或不方便转化为资本。
说“不能”，是指盖房子的土地，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往往为国有或少数私人所有，穷人无权将其归为己有。说“不方便”，是指将占有的土地转为所有的法律程序虽然存在，但极其繁琐且代价高昂。在这样的制度下，穷人依靠非法方式实质性占据的房产，建造在没有恰当所有权记录的土地上，成为价值庞大的“僵化的资本”。
德·索托调查过的发展中国家城市贫民占据的房产，其价值至少为9.3万亿美元，是“自那时（1989年）起所有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援助总额的93倍”。除此之外，缺乏资本还有许多表现，如大量非法或非正式企业被隔离在严格登记制度之外，没有法人地位，缺乏明确的责任。
所以，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不是因为它们缺乏资产，而是因为它们缺乏资本；之所以缺乏资本，是因为没有建立起遍及所有国民的正式所有权制度，不能将多数国民现已占有的资产转化为资本；之所以没有遍及所有国民的正式所有权制度，是因为现有法律是用来保护小部分特权人物的“钟罩”，底层民众生活在钟罩之外。
德·索托说，西方发达国家不是这样的。它们有一套遍及所有人的正式所有权制度，以至于每一块土地、每一幢建筑物、每一件设备、每一件存货都在正式所有权文件中得到表述，从而使经济主体能够发现和运用资产中的潜能。这才是西方国家真正的过人之处，也是其富裕的根源。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绝非源于文化或者遗传基因，而是19世纪以来的法律变革带来的。以美国1862年《宅地法》为例。美国独立后，大量未开发土地的所有权在法律上归联邦政府所有，这是当时的正式所有权制度。可是，大量新移民根本不管所谓的正式制度，纷纷涌入广大未开发土地，以民间非正式协定的形式占据土地，建立起住宅和农场，也因此大大提高了土地的价值。美国政府在法律上不断追赶现实的发展，最终于1862年颁布《宅地法》，承认移民对非法占据土地的所有权。在这一法律变革过程中，其关键点在于吸收了社会底层民众的经验和他们所创造的不合法协定，为过去的已经僵化的法律注入生命，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加符合有创造力的、动态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制度”。
德·索托说得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的根本办法是让穷人能够用自己的资产创造资本，通过自己摆脱贫困；要能将他们的资产转化为资本，关键在于创造法律上的条件，打破“钟罩”，建立起遍及所有人的正式所有权制度；要建立起这样的所有权制度，就必须在广泛了解各种非法或非正式所有权制度的基础上，将其与现有的正式规则融合，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更有利于穷人的法律制度。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当前的中国应该做什么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呢？答案显然是“创造资本”。
如果说，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为中国创造市场的话，那么自今而后的任务应主要是为中国创造资本。如何创造资本？德·索托说得很清楚，那就是进行法律制度的变革，将种种不合法协定融入正式所有权制度中。以德·索托的眼光来考察中国，可以发现被隔离于正式所有权制度之外、不能转化为资本的资产至少有：（1）受歧视性的户口、居住、福利、社保等制度隔离的人力资源；（2）农村居民占有的不能买卖、无法抵押的土地；（3）城市周边的大量小产权房；（4）名义上国有但已为私人广泛非法占有的资源性矿山；（5）隔离于严格的登记制度与退出制度之外的非法或非正式企业。
可以相信，如果按照德·索托的说法进行法律制度变革，设法将上述资产转化为资本，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将会获得充足的动力。我们最应牢记的是德·索托的这句话：穷人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教授）